法律的存在，是要規範社會的秩序，人人按照社會契約，約定俗成，依法而治，否則，若個別人士隨心所欲，侵犯了他人的權利，損害了社會的安寧，定須接受法律制裁。我們需要明白社會不是烏托邦，壞人在社會上總是存在，若其他奉公守法的人的安全和權益受損，而壞人總是逍遙法外，社會則沒法有效運作，所以社會才會建立法治，這也是一個文明的基礎。
兩項事件，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：明明是在香港犯下刑事罪行的被告，經過公平審訊，請獲保釋候審，卻在保釋期間棄保，並「着草」潛逃到德國，尋求政治庇護，從而獲得「難民」身份，這可是很諷刺！姓黃的雖然未被定罪，卻又在保釋後沒有如期到庭，涉藐視法庭，展開其「逃犯」身份和流亡生涯，這或許他已是知道在證據確鑿下，被裁定罪成的機會頗大。姓黃的當晚在旺角暴亂作「指揮」角色，並參與暴亂，令多名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受傷。德國難民局的鬼祟小動作，庇護香港逃犯，收容「假難民」，其實是對香港執法的警務人員的侮辱，也是在藐視香港的司法制度，讓逃犯匿藏，讓德國成為「逃犯天堂」，「保障」了逃犯的「權利」，卻請問誰來保障香港市民和德國市民免受罪犯威脅的正當權利呢？罪犯沒有依法得到制裁，這正是剝奪市民被法律保障的權利。
如火如荼的，也包括即將在立法會大會二讀的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法案，反對派議員又在早前的法案委員會又拖延選主席、又弄個山寨委員會A貨主席，無非是千方百計阻繞條例的修訂和立法，變相是包庇窩藏在香港的境外逃犯，並向其他逃犯發出錯誤訊息，「邀請」他們逾期留港並匿藏，見到法例有漏洞卻不修補，即法網破了，這方面的法律未盡健全，這又是在為逃犯「爭取」權利，而傷害香港市民的權利。
若果真的有「法官」以匿名接受境外媒體訪問，擔心《逃犯條例》修訂獲通過，這是否意味他/她對事件已有既定立場，日後審理案件難免未能秉持公平公正；將參與法律界黑衣沉默遊行的法官、律師、大律師 (甚至是個別政府律師)，他們是代表逃犯還是公義呢？法官或外聘檢察官在審理或處理案件時，又是否做到大公無私？這政治主觀恐怕會影響日後案件的利害衝突和影響他們的客觀中立！在代表案件的某一方被告人時，若同一案件有其他被告時，他們可要申報曾參與或會令他們作出偏袒決定的黑衣沉默遊行。
更何況，逃犯已有充份的保障，包括被告可聘用律師代表，可作上訴、可申請司法覆核和人身保護令等；而特區政府也進一步接納部分建議，包括(1)移交門檻由3年提高至7年；(2)移交要求需由當地中央機構提出；(3)行政長官可加入審訊權利如律師代表及公開審訊；(4)請求方要保證在追訴期處理；(5) 考慮修例可以回港服刑；及(6)刑事調查由中央機構提出。
現在既然再進一步保障了逃犯在香港司法制度的權利，也是時候透過通過《逃犯條例》修訂，以進一步保障普羅大眾的權利了；若條例不能修訂，受害人和遺屬得不到一個公正交代，公義不能彰顯，即使被告自首和自願懺悔，在法律基礎存瑕疵時，也不能作移交，所以，反對通過修訂條例只是偽議題，我們要認清，市民才是不修訂的苦主。
文 : 朱家健
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、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、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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